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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杯盈盈——林斤澜之我“记”
点击次数:944 加入日期:20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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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绍国

林斤澜的九妹,藏有一张家庭生辰单子,上书“百福并臻”。先是一句“中华民国浙江省永嘉县东北六堡八仙楼口”,是说家庭位置。“永嘉县”,当时指的就是今天的温州市。“东北六堡”即温州城百里坊一带。接着记述父母大哥的生辰,其后一句“次子庆澜癸亥年四月十七辰时”,是说林斤澜生于农历1923年4月17日近午时候。

林斤澜原名林庆澜。外祖父没有亲子,少年林庆澜改名鲁林杰。林斤澜是成年后改的名字。

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四男六女。“百福并臻”上的排列,先男后女,大姐二姐,排在林斤澜的后面。

一次,我在北京机场,闲来无事,给林斤澜爱女布谷发了一条信息。不想回电道:“农历1923年4月17日,阳历是几月几号?”我答道:“六月一日,儿童节。”我是从万年历上查到的。布谷道:“哈,这老家伙”。

林斤澜身份证上的出生月日是8月25。林斤澜说原因不详。他曾到派出所要求更正,户籍警看了看他,回答是,这事办起来麻烦,凑和着用吧。林斤澜便凑和着用,但心中还是惦记住这事。

国人户口薄、身份证上的错误是很多的。

可是在网上,所有介绍林斤澜的,都是正确的,“1923年6月1日”。这事奇怪。

大约布谷说给了父亲。有一回林斤澜电话里还是问我:“我的阳历生日是6月1号吗?”

林斤澜对什么事,有的可以不计较,但心里都要弄明白。

 

林斤澜1946年冬和谷叶结婚。两人同龄。两人认识已经十多年,在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又是同学,在前哨剧团中又一同演过戏。林斤澜1946年从重庆回温,找到谷叶。谷叶这时在温州联合中学(今温州二中)教务处。两人定情。林斤澜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写信给谷话。保姆接了,林斤澜劈头一句就是“大妈好吗?”有时问:“她知道我在哪儿吗?”保姆答道:“她说你在隔壁看电视。”林斤澜微笑,似乎放心。

2004年,夫人谷叶去世。殡葬时,温籍作家陶大钊在侧。陶告诉我,夫人火化前,林斤澜掀开被子一角,全身一颤,但看了夫人很长时间。买骨灰盒时,先选定一个,林斤澜拿起来细看,微有裂痕,旋再选。后来看上一个红木的,最贵的,3800元,问女儿:“布谷,这个怎么样?”布谷也说好。

坐在陶大钊边上,林斤澜指着一张椅子说:“大钊,怎么那张椅子在晃呢?”陶大钊说:“没有啊。”

我和几个朋友到北京,已是五六天后了。一见林斤澜,情形很不对:憔悴!戴着一顶厚帽子,说自己怕冷,睡不好,没有食欲。这三项和平时全反了。在北京作家里,他以善睡能吃闻名。保姆在,不方便,他夜里就躺在沙发上睡,很香!他吃家乡菜,风卷残云,拉他吃夜宵,照样痛快。

那天中午吃饭,他吩咐说:“越素越好”。可是素的,他也吃不了一小碗。他平时每日必酒,那天也叫他喝一点烫的绍酒,他喝了几口,兴味寡淡,厚帽子一直没有摘下来。还说:

“我晚上就不出来吃饭了。”

他说这段时间的神情不定。他用了一个词:“恍惚”。说:“恍恍惚惚,总好像阿叶还在。”

我等黯然回温。作家刘文起听了我的叙述,摇头说:“许多老人失去老伴,就蔫了。”

好在林斤澜很快恢复了常态。如布谷所说:“我爸爸是理性的。”他终于挺住了。

我曾半开玩笑地同布谷说,倘若你爸再娶,就娶一个50多岁的女人。布谷说:“我都近50了,那不跟我差不多了,六十多岁总要吧。”我说你爸身体多好,倘若娶年龄仿佛的,还要照顾她呢。布谷说:“这倒也是。”林斤澜听到这话,说:“你们怎么有这种想法呢,奇怪。”

2005年初秋,我到北京,和林斤澜谈起大他两岁的朋友、温籍艺术家黄宗江再婚,对方说“伴他五年”的话,林斤澜徐徐地说:

“有人也让我再婚。我根本没有这个心思。我现在常常梦到我的老伴,我在睡,她轻轻过来,给我掖被角。”

 

林斤澜是个美男子。人说“远看像赵丹,近看像孙道临”,我以为赵丹和孙道临都不及林斤澜匀称。赵丹的颧骨过高,而孙道临的眼睛太大,林斤澜怎么看都没有缺点。连我朋友们的妻子也这么说。他“自叙”道:“生无格言,相难漫画”。漫话家总要抓住一个人特出的的地方,林斤澜没有特出的地方,因而漫话家束手无策。丁聪为林斤澜画了一张,可他哪里画得像?林斤澜的五官太端正了。

林斤澜还会跳舞。刘心武写过一篇《王子的脚步》,说:林斤澜“……在戴爱莲麾下,学习过芭蕾舞,并曾有过若干次公开演出的经验,这就难怪他不仅轮廓俊秀,身材也非我等蠢男可比,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却又毫无做作,称为‘美男’,实不过誉。”

我常常想起林斤澜这个话:“我不是没有机会”。“有些关系不让它发展下去”。他说的“机会”是怎么样的?“有些关系”具体是什么?林斤澜不说。林斤澜不说自有道理:倘若个别老太太站了出来,说林斤澜自作多情怎么办?

我想起和林斤澜曾经接触密切的三位女性,林斤澜都给过一个定语:放纵感情。一是杨沫,杨沫崇拜女权主义者邓肯,林斤澜认识她先后的情人。她那个胃下垂的情人比她要小二十五岁!杨沫在日记中对林斤澜多有褒词,文革中,为自我保护,林斤澜和杨沫两人成立水,不知现在改进了未?我北京住房的水,是先上顶层再下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诸事都受钱的限制,希望在六万元之内告成。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也。”——市中心的房子都很贵,城边新桥的书记是我的朋友,房开给打折,900多元一个平方,算是定下了。一天早晨布谷打来电话,说房子不要了,因为父母年纪大了,不宜住在城郊。尽管新桥离五马街(温州的王府井)都只有七公里,但女儿的想法总是贴心,总是周到。这事就搁下了。

1998年,林斤澜和我通话,说夫人在外地的几个姐妹共同分得一个50多平方的房子。他让我托人装修,以便探亲歇脚。林斤澜汇给我一万元,我的朋友把它装得居然不错!可是,林斤澜和夫人一直没来住过。主要原因是夫人的病情没有稳定住。后来房子由夫人的一个侄子长年住着,直到今天。

林斤澜2005年说:“我每年总想到温州住几个月,布谷不让来。布谷对我说,什么时候一起去,可她那么忙,怎么走得脱。我甚至对布谷说,到最后,我总要整个交给温州。我的话说到底了。”

布谷还是不让。耄耋之人,心肺又不好,2001年曾经病危,温州的医疗条件怎么比得上北京呢?我能理解这位独生女的拳拳爱心。

 

林斤澜好游。他的好游和经历有关。少年多动多走,青年居无定所,有过流亡时光。稳定下来也是一年一个地方。建国后,又到湖南搞土改,后来“插队”,又是门头沟,又是平谷县。新时期不同了,行走逍遥,京城名家,在在上宾,前呼后拥,指点文学并不吃力,游山玩水十分起劲。游庐山,游天山,游海南,游香港,游台湾,除却西藏,中国许多边陲小镇都去过。他还游过非洲和欧洲许多地方。

我从承德避暑山庄回来,说,没有什么大意思。林斤澜问:你到了外八庙了吗?我说去给他搞到一瓶“白眼烧”(烈性劣质白酒),外带一块里黑黢黢的羊头肉,其坚硬有如给旧鞋打后掌的胶皮。林斤澜牙口好,硬是就着那个黑黢黢的“胶皮后掌”,把那瓶“白眼烧”灌进肚里去。

二十多岁时,在无锡“苏南新专”,和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喝酒,酒后算帐,钱却不够。林斤澜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回到学校,取钱赎回。

三十多岁,林斤澜“蹲点”门头沟山上,也与一个老头同睡。这个老头是个炊事员,可是那个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只有大蒜,林斤澜便买来“番薯烧”,就大蒜和老头同饮。好一段时间,林斤澜终于把胃喝坏了。他的胃喝坏了,也就这么一次。

林斤澜究竟能喝多少酒,一般人不知道。我和他喝酒交往很多,但始终不明他的酒量。一是他酒量大,从不摇晃,从不粗舌,更不论呕吐了。二是他是长者,不可能劝酒,而且2001年大病之后,我们不敢叫他喝酒。在温州,有一天,他对我们年轻人说:“我们喝啤酒,一直喝下去,都不要上厕所,敢不敢?”大家都说不敢。一回,熟悉林斤澜多月的宾馆服务员对我说:“他一餐,能喝一瓶葡萄酒呢。”

葡萄酒、啤酒、黄酒、白酒他都喝,还不论土烧或洋酒,而且可以混杂着喝。中午喝,晚上喝,子夜可以拉他起来喝到凌晨。真是“海陆空”“全天候”。陆文夫逝世后,我恰巧与他通过电话,他说:

“晓声走了,曾祺走了,现在文夫也走了。人说我们是文坛酒中四仙,咳,只剩下一个我了。”

邓友梅说林斤澜醉过一次。从老舍家喝了出来后,碰在大树上了。五十年代,老舍心情还好,每年中秋或生日,便叫一群人过来赏菊,喝酒。林斤澜说曹禺有一回醉了,溜到桌下了,可是双手还在抓酒瓶。对于碰树的事,不久前,他又被医院叫去体检了一回。他说:“又把我关了十几天。说我肾有所衰退,这就奇怪了,我八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会有二十岁的肾呢?他们这样查,那样查,把我的心情弄不好了!”

 

林斤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和汪曾祺的友谊成文坛佳话。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三字,就是他请汪曾祺写的。他和汪曾祺出游时,经常有人请汪曾祺写字。写得多了,林斤澜便心疼。在温州,我就见过他劝汪曾祺“收摊”去睡。何镇邦在《常青的老树》中写道:“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

林斤澜收藏着茅盾、沈从文、老舍等人写给他的字画。他对我说:“最宝贵的是汪曾祺的信。从右派下放地张家口寄来。好几封长信,用毛笔竖行书写,内容是谈写作的。可惜文革中被我二姐烧掉了。”

1995年秋,汪曾祺看到温州堤坝,这条堤坝19公里,用石头砌成,以拦东海。汪曾祺非常激动,回京写了《瓯海修堤记》的铭文。他对林斤澜说,夜两点多,睡下了,忽然觉得还有两字不妥,遂又披衣改定。他还说,现在只剩下几句无关紧要的序言了,得找资料,反倒麻烦。林斤澜,那就由你代写序言吧。

合拢后,林斤澜把它寄给了我。我从报纸效应出发,作者栏里打上“汪曾祺铭、林斤澜序” 发表出去(《汪曾祺全集》未收):

 

一九九四年十七号台风袭瓯海,肆虐为百年来所仅见。计死人一百七十五,坏屋一九五四五间,农田受淹十四万亩。风过,瓯海人无意逃灾外流,共商修治海堤事。不作修修补补,不作小打小闹;集资彻底修建,一劳永逸。投入土石三百多万方,技工民工六十多万人次,耗资超亿元。至一九九五年十月竣工,阅十一个月。顶宽六米,高九米多,长近二十公里的石头堤,如奇迹出现。温州人皆曰:如此壮举,合当勒石记铭,以勖后来者,众口同声,曰:“然!”乃为之铭曰:

 

峨峨大堤,南天一柱。伊谁之力? 瓯之百户。

温人重商,无往不赴。不靡国力,同心自助。

大堤之兴,速如飞渡。凿石移山,淘土为路。

茵茵草绿,群莺栖树。人鱼同乐,仓廪足富。

峨峨大堤,长安永固。前既彪炳,后当更著。

 

林斤澜来电,要我更正,作者应为汪曾祺一人。我说明明是两人嘛,笔迹都清清楚楚,这是事实。林斤澜别的不说,坚持要我更正,态度坚决。我只得做了更正声明,向作者读者致歉云云。

林斤澜的朋友是很多的。至交还有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等等。高晓声的命运老叫林斤澜揪心,叶至诚被时代所扰,写不好东西,使林斤澜牵挂。唐达成八十年代末以后,异常苦闷,林斤澜两次拉他玩江南,让他开心开心。高晓声、叶至诚、唐达成死后,林斤澜做文悼念,情深意切,如《“七月流火”》、《念至诚》、《再念至诚》、《十月电话》等等。

邓友梅是林斤澜在北京最早的密友。他有可以共苦、不可同甘的特点,特别是往上爬的禀性,使林斤澜摇头不止。他的一句“我是玛拉沁夫的炊把儿”,让林斤澜为他难受。林斤澜认为作家就是要作品,不要别的。邓友梅在林斤澜面前说刘心武同梯不语、甚至奚落他,林斤澜认为应当在他自己这里找原因。而近几年来,邓友梅越发孤独,林斤澜又接纳他,聚首频繁。

 

建国后,师友黄先河做温州的第一任市长,给林斤澜写信,意思是要他做温州的宣传部长。林斤澜婉拒了。凭他的经历,他对“仕”已失去兴趣,感到可怕,他坚决选择写作,当一介平民,做一个作家。所以,许多人多年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是1937年的“革命战士”。和他比较接近的杨沫就不知道。朋友柳萌主编一套《老兵大家丛书》,邓友梅、李国文、赵大年、谢冕都有份,而林斤澜没有。柳萌大概是听邓友梅说的,给我的来信中说,“原来林老也是新四军的人,真是一点也不知道,以后补上。”

他在奉化溪口,景区是要买票的。他对我说:“我有一个离休干部证,不知道是文联发的还是北京市发的。”摸索又说,“即使是北京市发的,不知到浙江省有没有用。”他把那红证拿了出来,我赫然见到封皮下端一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林斤澜“呵,呵”,发了两声。

他是淡泊通透了。他却说:“我对文学上的名和利还是要的。”这话是在2005年初秋说的,他已82周岁了。

当年高晓声、陆文夫、蒋子龙们写“趋时小说”,屡屡得奖。大红大紫。林斤澜不为所动,固执写《绝句》《微笑》《火葬场的哥儿们》这样立足艺术的短篇。

他的最大苦恼是读者“看不懂”,读者面太窄。这和汪曾祺反差极大。他把这事一直难受地搁在心里。他寄给我《随缘随笔》一书,叫我把不懂之处划出来,再寄给他。汪曾祺、刘心武劝他“不管”。刘庆西说“没有不懂的问题”。谢冕在温州,我以这“看不懂”请教过他,他说是“语言跳跃”,这是林斤澜的特色,不可迁就读者。林斤澜当然没有迁就,而要把特色推向极致。近年的小说更加诡奥,甚至散文都天书一般,如《送唐湜》。但他对我说,还是羡慕汪曾祺,有那么多的读者。

特别是写小说,感受有了,灵感来了,他并不立即铺纸挥笔。总是思考一段时间,思考小说的“魂”,这“魂”一要藏(隐蔽),二要深刻独绝。还要思考怎么表现它,篇幅要简约,结构要特别。他开始写,没有哗啦哗啦一日万言的情况,他似老农背石上山,有几百字就很不错了。写好后,放着,少至数月,有时经年,甚至几年。经常修改,有时推倒重来。以作家刘真为模特写的《猪手》,《山花》已发,我见他仍然改改划划,涂得很乱。2003年在温州,几月作《去不回门》,算是定稿了,让我打字。打好字送去,不料他又修改,只得重新打字。回到北京,发表出来,又不一样。

他的文面并不清洁。

2005年,他把没有收进《林斤澜文集》、而已经发表的小说复印一份寄我。是以防万一吗?

 

林斤澜对于一般事,相当随便随和。艺术不然,对己对人,非常苛刻。刘心武说:“记得1979年,我那时因为发表了《班主任》,正所谓‘红得发紫’,林大哥为我能进入文坛由衷地高兴。一次在他家招待他50年代的文友,把我也请去了。事后林大哥对我说,《班主任》‘思想大于形象’,他让我好好琢磨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梅里美的《伊尔的神话》……1980年我发表了《如意》,很得意地问他:‘怎么样,有进步了吗?’他直率地告诉我还不到位,直到1981年我发表了《立体交叉桥》后,他才对我说:‘这下算是小说了。’鼓励我在摸到门径里继续前行。”

邓友梅说自己发表了《在悬崖上》,得意时候,林斤澜要他注意语言的锻炼。他说后来如《烟壶》、《那五》讲究语言,这要归功于林斤澜的提醒。

林斤澜说起另一位朋友从维熙。认为从维熙应当精益求精,应当写得更好。他曾经向从维熙提出不少意见,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是秋天的事,而秋天红玉兰是不开花的。又如一个小说中主人公把马拴在茶叶树上,而茶叶树是低矮的灌木,马是拴不住的。又如地下党人跳下三轮车急走,三轮车主喊:“顾客,你还没给钱呐!”林斤澜认为称呼“顾客”不当。

但,从维熙说,这是小事,没关系。

林斤澜当年单位里有个作家,李方立,人高身壮,满满一沙发。他几无作品,因此无任何把柄授人,运动来了他只整别人,别人无法整他。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文字和标点是编辑的事”,林斤澜对这样的作家很是反感。

林斤澜对我说:“托尔斯泰读了高尔基的《二十六个和八个》,对高尔基说,小说中观察女佣的角度不对。高尔基叹服。托尔斯泰另一次和高尔基谈天,问高尔基最奇异的梦是什么,高尔基说:‘雪地里,一双靴子在行走。’托尔斯泰以为虚构,不真实。高尔基又叹服。托尔斯泰说自己的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洞中,只见四面石头挤压过来,挤压过来,脱身一看,原来是女人的阴户。’”

有一次,我编的副刊《池上楼》上发的三篇,都是林斤澜朋友的文章。林斤澜看了,指着说,这一篇写得不错,这一篇可以不写,这一篇大可不必写得那么长。

有一位书法家,对林斤澜非常尊敬。彼此友好。书法家偶尔也写些散文,2004年结集起来,自费出版,请林斤澜为他作序。林斤澜耐心把它读完,觉得写法上不敢恭维。他自己写了一篇回忆故乡的散文,对书法家的文章没说一句话,算是“代序”。

教育界还有一位名家,也要自费出版散文集子,多次临门索序,情真真意切切。林斤澜通读一遍,以为无个性。说:

“我没法写序。”

教育家说:“不写序那就题词也可以。”

林斤澜写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他:

 

你在哪里

 

沈从文先生读一篇文章,写的是春回大地,阳光明丽,风和日暖,鸟语花香,万紫千红,花街柳巷,小桥流水……沈从文先生问道:你呢?你在哪里?你的春天呢?你的感觉?你的个性?

                    林斤澜

后来我见到书,教育家没有把这个东西用上去。这是自然的事。

 

林斤澜对写作环境却并不挑剔。

有人写作时,须沏清茶一杯,以驱脑浊。或点上一支烟,烟雾不笼罩,似乎灵感便出不来。光未然说洗星海为《黄河大合唱》作曲时,手边要有糖果,口中咂咂,手上顺当。有的人只能在自家书房里写,关起门来,容不得半点声音,一丝干扰。据说某作家脾气不好,夫人叫饭,他居然大骂“文盲”。林斤澜比较随便。他没有必茶必烟的习惯,他认为写作时吸烟不方便,又点烟又磕烟灰,弄不好烫着手指,烧破稿纸。

1978年,大热天,林斤澜穿大裤叉,垫小板凳,盘腿地上,铺纸椅上,作中篇小说《竹》。刘心武过来为《十月》约稿。林斤澜解释说,女儿在迎接高考,家里只有一张桌子。

林斤澜说,他在写作时,孙子经常在身后逡巡,不时拿机关枪“咔咔咔咔”扫他。他摸了一下孙子的头,继续写作。

 

林斤澜的阅读,广泛而深入。他太熟悉《水浒传》、《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有别具匠心的心得。他的文论《论武松没有绰号》,一般的作家和学者是写不出来的。他对鲁迅和梅里美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契诃夫和卡夫卡。文坛上话题性的作品,他都要找来读。比如《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尤利西斯》读了一部分,林斤澜说:“真是天书。”放下来了。他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说很是欣赏其中的两篇。当年闹《废都》,林斤澜通篇读了。他有自己个人的感想。近来余华《兄弟》褒少贬多,林斤澜说:“我要好好看看。”

与他比较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林斤澜几乎一篇不落地读。他还十分关注青年作家的作品。汪曾祺说在他那一拨作家中,林斤澜读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多。在温州,他对《钟山》副主编贾梦玮说,叶兆言近来出版了几本书,你跟他说一声,寄我读读。又说,你能否拿到江苏女作家叶弥的书,听说她的小说不错?

叶兆言和叶弥的书都寄来了。林斤澜把它们读完,对我说,叶兆言的是散文书评,有别致处;叶弥有些小说确实不错。

家乡青年作者的文章,他基本都读。1994年,我写过两篇散文《乡吃》《双溪》,林斤澜读了,以为好。后来汪曾祺和邵燕祥也读了,邵燕祥推荐出去,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双溪》。后来两篇都选入汪曾祺林斤澜主编的《国风文丛》。林斤澜说:“你这两个东西,我看了多次。”2005年在北京,他对我说:“前几天我又看了你那两篇散文。《乡吃》这样写吃,今后可能站得住;《双溪》写船上的事,前有沈从文的《丈夫》,今后能否站得住,就难说了。”

林斤澜的阅读,有的为了借鉴,有的为了了解,有的为了关心。

 

同至交汪曾祺不同,林斤澜关心政治。在这方面,他和鲁迅相似。他说:“一个作家,祖国观念、人民观念总是要的。”

邓友梅回忆说:“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

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中,林斤澜站在学生这一边。我看到《人民日报》上的著名作家签名,林斤澜列位。我问他这件事,他说是应了李国文的要求,据说意见书是梁晓声起草的。“我那时就知道,学生肯定是要输的。”他说。

汪曾祺说:“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

《十年十癔》是林斤澜的重要著作,可谓篇篇关连政治,那是极其深刻的短章,是难得的警世小说。如其中的《黄瑶》、《白儿》、《哆嗦》。

 

林斤澜尊重不同风格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一种风格”。“这是一条路。”他往往这么说。他自己写道:“……拿来主义好不好?好。翻箱底思想好不好?好。尖锐,厚道。清淡,浓重。热情奔放,冷静含蓄。大刀阔斧,小家碧玉。变幻莫测,一条道走到黑……都好都好,都不容易……”——可是孰高孰低,要看作品的境界了。看到朋友高境界的作品,他就欣喜,倘若境界高、艺术上又独辟蹊径,他更是欣喜。他没有犯文人相轻的病,这是他非常可贵的做人品质。

林斤澜非常尊重青年,和许多青年作家保持良好的友谊。青年作家和他相与尊重,毫无隔膜,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探讨。因此,林斤澜能够说一些流行的文学术语,如“误区”“思维定势”等等。到今天,林斤澜在艺术上仍然锐勇,老而不朽,我以为他同青年作家的亲密无间有关。

他的思想是先进的。

在北京同事中,林斤澜区别于浩然、刘绍棠,他非常清醒。例如,当我谈到60年代初他发表的《新生》,——那是老舍特别著文加以赞赏的,林斤澜说:

“写的是好人好事。”

北京讨论“京味儿文学”。林斤澜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讲不通。多数文学作品都会涉及一些乡土风情,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是“乡土文学”。比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里,虽然人物和环境是绍兴的,但是鲁迅的小说观却并非是乡土的。他塑造人物,最终做到解剖“国民性”。沈从文的小说虽然有浓厚的湘西色彩,但是他的美学追求并非是“湘西乡土文学”,而是追求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湘西的风俗和人物只是其文学的表象而已。因此文学不应把“乡土化”作为追求本身,而应当追求超越乡土,到达纯精神的高度。居住过北京的许多现代作家都在文章中赞美过北京的韵味——蓝天、黄叶、叫卖声,从容、悠闲的情调,但是鲁迅先生的作品里却没有。对他的故乡和旅居过的地方,从未表达过沉醉之情,却总是带着嘲讽的目光去打量。任何一个对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保持着批判立场的作家都是如此——他们无暇迷醉,他们要催促人类改进与前行。

他对文学是有见地的。

邓友梅有个论点,叫“刨分”。意思是说,老作家不要再写,再写就要扣分,糟蹋了原有的成绩。林斤澜明确反对这个论点,而且写作不断。而且,越到近年,越发精彩,风格越独特,境界越高卓。

他把文学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了。

 

汪曾祺说:“斤澜极少臧否人物,但是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林斤澜评判某某人的时候,总是三言两语,对象便了然。他用语平和,全面客观。

他不偏激。有人说,温州城原来多河多桥,倘若保持至今,恐怕比威尼斯还好看。这话没有错。比如原先的高公桥,矮凳桥,将军桥,卖麻桥,窦妇桥,道前桥,四顾桥,中山桥,府前桥,大洲桥,陡门桥,九山桥,双莲桥,万里桥……都消失了。桥消失了,是因为河消失了。便说:“历届温州政府都在破坏!”

林斤澜认为,从现在看,保住建国时的温州城,当然是好。但每个人、每届政府认识事物都是有局限的。社会发展是渐进的。现代化往往是把双刃剑,难免伤及好的方面。平遥古城为什么保持得那么好,原因可能还是山西落后。丽江古城也是这样。

林斤澜非常尊敬孙犁。孙犁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说自己曾经教过书,学生是可以叫他“老师”的;而现在许多人他没教过,也叫他“老师”,他谔然。希望除学生之外,其他人千万不要叫他“老师”。——林斤澜摇头,说:“没有必要。过了头。”

林斤澜认为“红学”也过了头。那么多年,那么多人,这据那据,这派那派,轰轰烈烈,是是非非,大可不必。“曹雪芹是个作家,《红楼梦》是部小说,”林斤澜说,“那么多牵强,那么多附会,对读者没有好处,对社会也没有好处。”

 

林斤澜的“哈哈哈哈”是很有名的。我见林斤澜 “哈哈哈哈”笑,出现在三种情况。一是碰到老熟人、老朋友等,他高兴了;二是几人在一起,一时没了话题,显得尴尬;三是发现有人观点不对,而又不便反驳。

汪曾祺写过一篇《林斤澜!哈哈哈哈……》,说林斤澜的笑,能“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对付着过来的。”林斤澜以为错误。

我也请教过邵燕祥。邵燕祥说:“机智,这是往好处说。有人也会说是世故。”我把这话学给了林斤澜。林斤澜笑着说:

“世故也是涵养。”

有一点是明明白白的,林斤澜不会奸笑,更不会谗笑,就是讥笑也不会。他是个与人为善的人。他不是那种阴沉的人,阴暗的人,阴险的人。他是有着光明心态的人,是达观积极的人。

当然,林斤澜十多岁走上社会,一路风雨,世事看多了,他便处处留神。他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籀》。“籀”就是“个个留一手”。他说,他文革前出的集子,全部无序,也没后记。没请人写,自己也宁愿“秃”着。为什么“秃”着?“秃”着防揪。前言后记中最有东西可揪,一旦上纲上线,麻烦就大了。发生麻烦,又累及他人,就更了麻烦了。

林斤澜对我说:

“文革批斗,老舍首当其冲,我是敬陪末座。我站在台上,你猜我的表情怎么样?我是做到没有表情!我不能愤怒,愤怒就说你是抵抗。我也不能愉悦,愉悦就给你加细铁丝重牌子。更不能嘻皮笑脸,嘻皮笑脸可能换来专场批斗。你得做到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这真是太难了。

林斤澜写过一篇杂文,《“忍字高”》。忍是策略,为的希望。忍时是难受的,同时也有乐观地等待。他能忍。

林斤澜不易激动,他说江苏的章品镇带他去见三国时期的一段城墙,章品镇摸着石头,全身颤抖。他说不知为什么会这样。

他能把一些事情处理得体。他是理性的。他比他的好友汪曾祺、高晓声冷静,也比刘宾雁冷静。刘宾雁有回跑来说一个事:浙江一位女作家向中国作协告状,说《人民文学》一位女编辑跑到他家里,一夜不回。刘宾雁激动地说:“我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就阳萎了,这怎么可能呢?”林斤澜对刘宾雁说:“阳萎的事千万不要说。根本不用说。这个事根本闹不大,因为这个事不能成立:女编辑跑到你家里来,你有家人啊;女作家说女编辑一夜没回,难道她一夜都在你家守着?”后来果然没有什么事。

 

文革中,林斤澜遇到一事:买扒鸡,付了钱,售货员亢然高叫:‘翻身不忘共产党!”林斤澜一怔,对方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曰:“吃鸡不忘毛主席!”

谢冕对我说一事:作协大会,林斤澜住季羡林的房间。次日林斤澜说:“昨晚季老的房间,让我睡上了。忽然想起一个事,季老在《新民晚报》上发表《老年十忌》,第一篇叫《忌多言》。哈哈,可是季老一写就是十篇……”

一回在温州某岛,见两个巨石孤零零叠在东海边的悬崖上。究其成因,林斤澜说是石头没变,而大浪把它周边的泥土碎石淘走了。赵大年的意见则不同,说是大海大浪把海里的巨石抛上去的。各执一辞,林斤澜说:

“嗐,我当时还确实不在这儿。”

参观蒋经国在奉化溪口的读书处,天近黑,管理人员催着我们出去。林斤澜慢条斯理地对我说:“我们别慌,慢慢来,真要是关了门,我们就在这里读书。”

夫人去世后,2005年,青年作家吴玄酒间说:“人家杨振宁82岁,娶了个28岁的女孩子。你今年也是82岁,也应当娶个28岁的女孩子,或者18岁的女孩子。”林斤澜立即接嘴说:

“请问,有什么好处?”

一回林斤澜,黄宗江,我们几个人,包括《温州晚报》一位女记者,一起吃饭喝酒。女记者是去采访黄宗江的。黄宗江一见年轻美貌的女记者就高兴,入席时,对女记者说:“过来过来过来,坐在我身边。”林斤澜笑着对这位同乡好友说:

“宗江,是她要采访你呢,还是你要采访她?”

 

林斤澜信奉佛教。信奉却不沉迷。他喜欢走寺庙,北京的雍和宫,承德的外八庙,杭州的灵隐寺,宁波的雪窦寺,他多次进出。夫人在世,烧香跪拜,林斤澜模样虔诚地站在一边,眼皮闪闪,并不说话。他不相信轮回,但他相信灵魂。他写道:

 

现在的作家里,有公开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这个意思“古已有之”,但前几年若公开地讲出去,那意义必是事业不朽、精神活在活人心里。现在不一样了,有作家著书立说,直白灵魂不灭。只是弄不清以什么形态,存在什么地方。仿佛空气里有一条隐形的夹缝,撞进缝里,就走向另一个世界了。百慕大那里失踪的飞机船只,找不到残骸遗物,原非损坏,是整个的隐形了。中世纪还是什么时候,整纵队的骑兵,走进英国大雾,鱼贯消失……

 

他尊崇由艺术家而高僧的弘一法师。出家后,弘一法师在温州的时间最长(12年),待过几个寺庙,可惜只有江心寺还在。江心寺的方丈木鱼法师,年少时认识弘一法师。1996年春,林斤澜便拜访他。木鱼徐徐说弘一事,凡三个小时。我叫电视台朋友把“林斤澜听木鱼说弘一”拍下来,可惜2005年打开时,竟是别的内容!我的朋友真是喝多了酒!

2003年,温州召开“世界温州人大会”,林斤澜和九十多高龄的木鱼(已是灵隐寺的方丈),居然并肩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人慷慨谈温州,这两位悄悄谈佛经。又经常一并在主席台上睡了去!

林斤澜和汪曾祺曾去泉州开元寺,拜谒了弘一法师的圆寂处。林斤澜对弘一法师临终四字“悲欣交集”,很有心得,很有感慨。

我曾陪林斤澜到嘉兴,拜访丰子恺居士故居。这是林斤澜第二次来了。

 

温州章发,少年与林斤澜同演抗战剧。文革中,挨斗挨打受不了,便说北京有个大作家,叫林斤澜,原是国民党“三青团”。林斤澜立即被军宣队抓起来,严酷的审讯,凡三次。最后军宣队说:“温州有个章发,都说你是‘三青团’,你还不承认!”——新时期回温,林斤澜对章发仍然友好。林斤澜对我说,章发肯定是没法子了,他不知道他这一说,我就会被抓起来。

对于刘真可笑的叛国指控,林斤澜也被害得够呛。林斤澜对我说:“刘真是真以为我要叛逃缅甸,她不是把明知没有的说成有的。她可能有某种病,但她那时的确是很爱国的。”后来,刘真一阵子成了邓友梅的妻子,林斤澜和她的来往也很多。

文革时,北京文联的两位女同事上台批斗林斤澜。一位是《北京文艺》编辑周雁如,一位是儿童文学作家臬向真。林斤澜张大耳朵。张大耳朵不是听听周雁如臬向真说了他什么坏话,而是担心周雁如臬向真说错了话。周雁如臬向真对林斤澜没有仇恨,上台批斗也是例行公事,无可奈何。但那时批斗人、或揭发人经常发生口误、或念错“毛主席语录”这等事,发生这等事有时是很麻烦的。林斤澜为他们捏一把汗。

倘若说有仇家,林斤澜的仇家当是田家,反右时的北京文联秘书长。以求辉煌成绩,打人动作迅猛,出手不凡,北京文联右派8人,指标严重超出,另有9人受到开除党籍等处理。田家决意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是苦无材料,林斤澜泥鳅一般从田家指缝里滑出。不料1958年“反右补课”,田家在第三期《北京文艺》,及时发表《林斤澜小说的艺术倾向》,用心良苦。万幸,林斤澜还是逃脱了。

一回林斤澜对我说:“田家是从延安过来的人。在延安,别人说他右,他多年入不了党。他变左,是慢慢变左的,他原来据说也是个不错的人。反右时,他的确起劲,倘若不起劲,他可能说不定也是右派。算帐只能算在时代身上。”又说:“文革时,田家谪贬西北,斗得死去活来。不久死掉了。很惨。他也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

不管大小运动,林斤澜都没有揭发过谁,批斗过谁。至于别人对他不好,打他,他不记仇,他总是宽容。他是个有大气度的人。

 

文革期间,四面八方的大男小女,套上红箍箍,潮水一般涌向北京,北京被淹没了。他们都是请来的客人,不敢怠慢。于是,腾房子,排铺位,添人添火做饭。来不及揉面,就在双人铺板上,用碗口粗的竹扛,一头两个人,两头一上一下翘翘板那样压出面来。别看这等吃喝拉撒小事,突然来了千军万马,非把人累得晕头转向、四脚朝天不可。

林斤澜正值壮年,造反派命他为小将服务。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上班下班。进门就是脚丫子味,后院仿佛整个是厕所。

一天下午,林斤澜正打算回家去看看,却见门口站着一个中学生,东张西望,脸上讪讪,自言自语:“不是这里,不是这里……”林斤澜问:

“找你住的地方?”

点头。林斤澜又问:

“门口挂着什么牌子?不会没有牌子的,没有看见?没有记住?”

中学生把大概说了说。林斤澜估计是幸福小学,便带他去找。沿铁道,走近路。怕中学生误会,解释两句:“小路比大路近,你会走小路吗?”中学生回答:

“会,会,这路不小,叔。”

这一声“叔”,来得遥远又亲近,仿佛经久遗忘、忽然出现的亲人。那时候,挂在嘴上的,都是六亲不认的语言。

街上有把活人围住打。当场打死!

终于走到幸福小学门口,中学生也看见同伴,可铁栅栏门拉上了,几人把着,叫出不叫进。林斤澜花了很大力气,才使中学生别进去。中学生别进去后,回过头来,又是一声“叔”!

街上有挂牌的人走过,有敲着锣鼓自报家门的人走过。牌上写的自报的都是死罪。

头脑本来昏昏沉沉,这时更加沉沉甸甸了。本当朝北回家,林斤澜却朝南走到了龙潭湖。龙潭湖那年月没有亭台,整个撂荒,倒是野趣天然。林斤澜阴差阳错走到了湖边,脚下踩着了草地。草是野草,自生自灭。草地不大,在龙潭湖边上。这真是平常又平常、说不出意思的地方。阳光照着,金色,是夕阳?是秋天?草叶子有些红了,有些干了,结籽了,是寸草结籽的时候,是秋天了,秋天了!

这时林斤澜自叙道:“我心里抽紧,由外向里紧缩。随着慌张起来。随着晕眩,随着颤颤的,这是由里往外颤抖了……原来还有秋天,春夏秋冬还在!大自然还在!天地好生之德还在!”

于是,林斤澜镇定下来,希望仍未泯灭,生活还要享受。

忍让,宽容,仁慈,爱人,豁达,通脱,灿烂,这也是林斤澜的性格。

大约,这也是佛的性格吧。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邵燕祥、蓝翎说汪曾祺、林斤澜是一道一僧。而林斤澜说邵燕祥、蓝翎在开他的玩笑。自己也不像佛。佛对世界无所求,是空虚,而他自己怎么努力也不行,要名利,还是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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