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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诗歌的传统及其对温州新诗人的影响 瞿 炜
点击次数:1015 加入日期:20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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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起的那一枚月亮 突然降落在你的 掌心 你就把它折成一只小船 任其漂向 水声的尽头 ——洛夫《水声》 有人说,阅读洛夫,既是在阅读一部现代诗人的精神史,同时也是在阅读一部现代诗的美学史(沈奇:《现代诗的美学史》,《洛夫自选集:雨想说的》,花城出版社2006年10月)。我深表赞同。从洛夫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算起,他的创作,尤其是在现代诗的美学探索上,纵贯两个世纪六十多年,在汉语新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创作实践中有着大胆的实验性,在语言艺术的追求与情感意象的营造上充满了主动性与发现性,在诗坛上独树一帜,不仅在台湾,乃至在整个汉语新文学领域,他都代表了现代汉诗的最先进的成就,是现代诗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与痖弦等诗人共同创办的《创世纪》在汉语新文学的现代诗创作上具有标示性的象征意义。他的这种影响不仅在台湾,而且穿过海峡而在大陆,产生了相当的效应。他的在现代诗艺上的探索,他的作为“诗魔”的形象,也深入到浙江温州的诗人们的心中,也为他们在现代诗创作上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认为,无论是在现代诗的探索上,还是在现代汉语的发掘上,洛夫先生也并非如“诗魔”之命名一样,完全是“超现实主义之怪胎”,或如当代语境下之“颠覆性的解构”;他的“蜕变”也并非是“浪子”对传统的回归。而实在是他的对现代汉诗的突破性的艺术追求,具有强大的精神震撼力,有着让人惊艳的美感风范。而他的探索,并没有离开汉语诗歌的传统,他的所有的表达,依旧是汉语的,是属于有着深远渊源的汉语的精神世界的,他并没有远离汉语的传统美学而成为单飞的孤独的大雁。正如他对“禅诗”的倡导,他说:“我个人独创的诗风,早在80年代就已逐渐成熟,日后的变化不大。总体而言,我的诗仍以意象取胜,由灵动的意象折射出多元的生命情采,无理而妙的诗境,无言参悟的禅境,以及扩充到形而上的思维,和宗教的终极关怀,这些都是我诗道最初的源头……”(《洛夫自选集:雨想说的》,《后记》) 尽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由于同胞相残的内战,致使少年洛夫离开故土流落台湾,又在九十年代入籍加拿大,可谓一生四海飘零,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正如他在《洛夫自选集:雨想说的•后记》中说的:“在人生旅途中我曾有过两次急转弯,我称之为‘二度流放’。‘因为风的缘故’,少年时曾一度被吹到台湾,而晚年迁居海外,虽多半缘于自我选择,却也有被迫的因素,所以心境格外萧瑟,有时在黄昏的秋空下散步,独立苍茫中,会顿然陷于一种不知自己是谁的迷惘。可是当我诗心萌动,伏案写作之时,我非常清醒地感觉到血液中,内心深处有一股强烈的随时会喷薄而出的汉文化原生力量在流转,在跃动。” 我认为,正是这种“汉文化原生力量”,这种对传统美学的继承,才使洛夫先生的诗艺探索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魅力,也更加具有强大的力量。 温州地区的新诗创作相当踊跃,诗人辈出,富有传统。在二十世纪初,当新诗尚处于尝试阶段,温州就已经出现了卓有成就的新诗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刘廷芳三兄弟。刘廷芳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国求学,获乔治亚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年学成回国。曾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在宗教界享有盛名。 刘廷芳发表的诗数量不多,偶见于《语丝》、《文学》、《文艺月刊》等报刊。后将创作于二十年代三十多首新诗汇编成《山雨》,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山雨》之后,刘廷芳还与王统照、臧克家等人合编诗集《她的生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生活书店出版,内收有他的诗《秋林》、《去后》、《五周年》。《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二七~一九三七•诗集》只收录刘廷芳诗一首,就是其中作于一九三三年六月的《秋林》: 我在秋林中散步, 看满林黄叶如金。 我细思: 这是何等可羡慕, 人生暮年的晚景。 照透一岁的黄昏, 烈火已焚烧了秋林, 烧的是: 青春记忆之杯所斟, 青春早忘的乐境。 老年人静坐如秋林, 游永远不完之梦境。 他们的: 岁月如小溪流水一般, 有无限奥秘的平安。 金色辉煌的美丽, 是老迈衰落的秋林, 我心说: 要孤单便如中天的明月, 要老迈便如万里的恒星。 《中国现代文学书目汇要•诗歌卷》的编者评论这样的诗:“如暮水柔情,宁静而致远,诗风清淡柔和,轻诉中蕴藏了更深刻的无奈与沉痛。” 作为司徒雷登眼中“全中国最有价值的二或三个华人基督徒之一”的刘廷芳,对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刘廷芳生前撰写、编译了大量的神学文章、诗歌,发表在他主编的《生命》、《真理》、《真理与生命》、《紫晶》等刊物上。尤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杨荫浏合作主编的《普天颂赞》,收入圣歌五百多首,其中有四分之一的诗歌为刘廷芳所译所校,自一九三六年来,一版再版,影响巨大。一九四七年八月二日,刘廷芳病逝于美国新墨西哥洲的一家长老会医院,享年五十七岁。刘廷芳的遗物,包括信件、手稿、论文、书籍,笔记、照片等,装在十个小箱和一个特大号箱子里,收藏在他的母校纽约协和神学院伯克图书馆。二○○八年九月,一位叫高希的管理员对此进行了整理,并撰写了一份整理报告。这份报告透露,刘廷芳是世界最大的神秘组织共济会的第三十二级成员。 我的父亲瞿光辉曾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一九二二年一月号上读到刘廷藩的诗,一首《盘门路上》,一首《回忆的惆怅》。《回忆的惆怅》其中有: “趁着夕阳, 大家都跣着足, 跑到海边, 拾几多蚌壳, 美丽!当心那伤足的小沙石, 我的已经满篮, 分一半给你。” 较之两位哥哥,刘廷蔚诗歌创作生命力最强。他有一首《早祷》: “我把这一刻的时光,奉献给你罢! 这是早春二月的黎明, 天还才在破晓, 繁枝上滴沥的雨珠, 和满山错杂的泉响, 还奏着雨夜的音乐。 这松针铺地的密荫之下, 这松林的绿色空气里, 只有我独自悄悄地立着。 我的心灵是鲁钝的, 我的生是死的酝酿, 我所有的,全是悲哀的调子。 我把这一刻的时光,奉献给你罢,上帝! 你教我唱歌。 你教我歌唱,像滴雨的送枝。 教我歌唱,像奔流的泉水, 使我把这一刻美好的时光, 歌唱出来,奉献给你。” 这首诗,素被认为堪与梁宗岱《晚祷》、冰心的《晚祷》“前后辉映,互相媲美”。沈从文很少评论诗歌,却破天荒赞赏过刘廷蔚的诗集《山花》——“使我欣悦,觉得为近年来一本极美的诗。”刘廷蔚出版过两本新诗集:《山花》,北新书局一九三○年七月出版,列风满楼丛书第二种;《我的杯》,女青年全国协会一九三二年一月发行,列风满楼丛书第五种。 诗人徐迟四十年代路经贵阳,登门造访刘廷蔚,请他一起去找妻舅陈铭德之墓。陈是刘廷蔚的手下,在植物研究所工作,英年早逝。刘廷蔚给他安排了后事,并立了一个墓碑。刘廷蔚派了一辆车,陪徐迟到乱坟堆中寻找陈铭德的墓,还在坟前合影留念。后来徐迟把这事记在回忆录《江南小镇》中。学者王元化读到后,给徐迟写了一封信:“近来我很少读到这样的自传。它的境界、情调、气质和叙述的口吻,乃至文笔、节奏,其中的小小的议论,都使我倾倒。……有一段谈到令舅去植物所工作,有一位刘廷蔚,他是我六姨夫的弟弟。六姨夫叫刘廷藩,他们当时有个较著名的哥哥刘廷芳(国外不少人知道他),与战时燕大校长陆志韦是亲戚。” 王元化感叹:“你看天地就这样大,在你的经历中,除认识文艺界那些人外,竟也有我认识的人。我不知道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么好?记得那样清清楚楚。……” 刘廷蔚的大姐文端的丈夫陆志韦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曾两度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也是一位诗人,于中国新诗格律的探索上卓有贡献。文端的妹妹文庄则嫁给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徐淑希。(方韶毅《民国文化隐者录》) 由于朱自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温州中学教书,虽然时间只有一年,但对温州的新文学发展与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他当年的学生中,出现了郑振铎、朱维之、赵瑞蕻等作家、诗人。其中以南京大学教授、翻译家、诗人赵瑞蕻先生以及“九叶派”著名诗人唐湜为代表,他们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或稍早一点,基本上可以说与台湾诗人洛夫先生处于同一时期,对温州的新诗创作,具有相当重大的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与熏陶下,培养了一大群有作为的青年诗人群。我之所以举他们为例,是想指出,新诗在温州,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当然,作为来自故乡的诗人,他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内在的,而今他们都已去世,而他们的诗歌依旧是我们心灵的慰籍。而作为来自台湾的诗人,洛夫先生的作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在我们的阅读视野,并迅速成为我们模仿的对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台湾的诗歌创作相对于八十年代的中国内地,显然有着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胸怀,更鲜明的意境,在技巧方面有着更创新的追求,也就是说更加具有现代性与探索性。因此也就给予我们以相当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这个来自台湾的诗歌影响是外在的。当这外在的影响与内在的影响相互作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那就是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文学传统。 温州虽然偏居浙南,但由于温州人的足迹遍布世界,而且温州人很多在台湾、香港等地,因此信息灵通,台湾、香港的新文学之风也就很快吹到温州。在温州的当代新诗人中,与洛夫先生保持联系并有一定交流的,是诗人叶坪,而他的创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显然是受到了台湾诗人尤其是洛夫先生的作品的影响。他的一首《因为风的缘故——兼呈洛夫先生》(《太阳与酒》,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出版),不仅题目取自洛夫先生的同题名篇。他在诗中写道:那一年九月的阳光使很秋很秋的西子湖/更加柔美起来/倾注三十九年积聚的相思热泪/陡涨起湖水九尺……”从诗歌艺术上也可以看出他对台湾现代汉语诗歌尤其是洛夫先生的在诗歌美学的追求上的认同。他在这首诗下面的一则注中说明,1988年9月,他应洛夫先生函约,专程赴杭州参加海峡两岸诗人的第一次聚会,而写下的这首诗。当时洛夫先生的作品还没有集中出现在大陆。我们都是通过偶尔获得的台湾出版的《创世纪》而零星地读到他们的作品。 洛夫先生的诗歌真正进入大陆市场,是1990年花城出版社出版《诗魔之歌》之后。记得当年我也购得一本,读后颇觉清新之风拂面,而深受启发。 来自温州的“九叶派”诗人唐湜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与他的同仁们在上海创办《诗创造》,开始在现代诗艺上的探索。作为中国早期的现代派诗人,其探索历程与洛夫先生及其《创世纪》似乎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精神联系。而洛夫先生及其《创世纪》的同仁们,在诗歌的命运上,则远较《诗创造》的“九叶派”们幸运。 记得15年前的1995年,洛夫先生曾来温州,我作为温州晚报的记者,曾采访过洛夫先生。记得洛夫先生曾告诉我说,台湾有很多温州同胞,台北有一条温州街,而且台湾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温州人的足迹,“温州馄饨”的旗帜插遍了台湾的饮食摊,并告诉我说他很爱吃温州的馄饨。那一次洛夫先生在温州游览后,对温州的景色很是赞美。在这里,我希望洛夫先生有机会再到温州来,吃馄饨,游山水,讲诗歌,给温州的青年诗人们再来一次美丽的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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